从曾侯乙编钟的演奏谈起

摘要: 文:陈正生 上海音乐研究所\x0a近日听了一首洞箫与曾侯乙编钟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几百年前产生的箫同二千多年前的出土乐器合奏,作为一种演奏形式的新尝试,本没什么值得多谈的;但是标题却让我觉得似有欠妥之处,如骨梗喉,不吐不快。

09-09 23:25 首页 箫园

编者按:前几天箫园曾推送了一篇箫与编钟的一首曲子,因为在此之前没有找到其他的更多的注解,于是就草率的认定为唯一一首,之后上海音乐研究所陈正生先生在看到后推送之后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观点分析,我在看后也是非常的敬佩,佩服陈正生先生深入浅出的分析,以下为正文:


《从曾侯乙编钟的演奏谈起》

陈正生 上海艺术研究所

近日听了一首洞箫与曾侯乙编钟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几百年前产生的箫同二千多年前的出土乐器合奏,作为一种演奏形式的新尝试,本没什么值得多谈的;但是标题却让我觉得似有欠妥之处,如骨梗喉,不吐不快。

该演奏的标题是:《这首“春江”是洞箫与2400岁的曾侯乙编钟的唯一一次合作》。问题出在何处?出在内容的介绍同演奏所用编钟律制上——2400年前铸造的编钟,不该具有演奏时所具有的律制。为此,我怀疑这次演奏的编钟是复制品——何况曾侯乙编钟确实复制过几套。


我知道,武汉音乐学院的蒋朗蟾先生参加曾侯乙编钟的复制,惜已作古;询问其哲嗣蒋无间先生,告知复制的详情以及录音所用乐器他并不十分清楚,还告知录音师为刘怀萱先生。我藏有中国艺术研究所同湖北省博物馆共同编辑、中国唱片公司1998年出品的《曾侯乙编钟》音像光盘。可惜我不会操作,且所用计算机可能级别也太低,未必能打开,否则敲击几枚也就知道了;当然,中唱公司若用复制品采样制作,那也就更无可奈何了!为了证实我的猜想,便听完了这套编钟演奏的全部音响。


曾侯乙墓发现于1978年。这套音响据介绍说,乃由湖北省编钟乐团演奏,中国唱片公司于1986年历时三个月录制完成。所奏曲目为:《竹枝词》(C调)、《春江花月夜》(G调)、《屈原问渡》(G调)、《楚商》(F调)、《幽兰》(G调)、《国殇》(F调)。问题就出在这些调门上。这六首乐曲的演奏音响,完全证实这套编钟是复制品。何故?请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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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据考古学家推断为公元前五世纪人,也就是春秋末期;而如今所用来演奏的编钟却为十二律!这十二律是什么概念?记得当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先生听了曾侯乙编钟后曾惊叹:难道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十二平均律”?当年我同黄先生多年有过多次接触,并经常通信,黄先生对我提的问题有问必答,当年竟未问及他所听编钟的细节!我知道三分损益律同十二平均律之间在数理计算上是有显著差异的,但于律的应用上究竟有多少差异,我认为那是很难说清楚的。至于曾有制笛师对我说,他能把箫笛的音准校得一音分都不差,显然那仅是奢谈或奢望,是对音律学的无知。我赞成郑觐文先生的说法,在律的运用上可以模糊三分损益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差别,只认定十二律。为此,根据六首曲子的音响只能听出演奏所用为十二律,并不能判断究竟是原件还是复制品。


前文说过,我是根据这六首曲子的调门判断这套编钟是复制品的。尽管这六首曲子只涉及CFG三个调,但它的音高乃是第一国际标准音:Aa1440Hz)。


关于国际标准音,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音,各国所用标准音高在415Hz430Hz之间。1834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了物理学国际会议,会议上才决定将a1=440Hz作为国际标准音。这就是第一国际音高。后觉得此音太高,于1859年法国巴黎召开的音乐家和物理学家的联合会议上,又决定将音降至a1=435Hz作为国际标准音。这就是第二国际音高。随着工业的发展,大家又觉得有提高标准音的必要,1939年5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再次强调并恢复了第一国际标准音:a1=440Hz。弄清楚第一国际音高以后,就不难发现所奏编钟的问题:二千多年前的工匠能知道二千多年后人们会使用这国际标准音?抑或是偶合?显然不可能!


也许会有人说,我国古代不是讲求绝对音高——黄钟正律吗?而杨荫浏先生在他的《中国音乐史纲》中不就列出了“历代黄钟正律”音高?这儿需要指出的是,三十多年前本人就撰文指出,杨先生根据律管频率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历代黄钟正律音高(频率)”是不可信的。原因是频率计算公式中所用的物理量不可信,如今通过荀勖“笛律”和“泰始笛”的复制研究,进一步证实所用尺度亦存颇多疑问。


本人在复制“泰始笛”时,所依据的是《中国度量衡史》中所列尺度。列和与荀勖的对话中强调四尺二寸的笛可吹,可荀勖设计的蕤宾笛,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折合公制竟长达92.25公分,而琴箫的有效管长只有60公分,显然无法吹奏。为了验证荀勖“笛律”的正确性,本人制作了筒音为Ee1)的C调(正调)泰始笛,依据《宋书》所述确定音孔位置的方法确定孔位,制成后音准相当好。后又依据泰始笛的定孔方法制作初唐吕才所设计的尺八,正调定为G,音准同样良好。


依据现代方法制作一千几百年前的笛,音准完全能符合要求,那么依据现代的音准要求制作二千多年前的编钟,音准也应该完全能符合要求。须知,按照现代音准要求,依据古代文献制笛,是无人尝试过的,而古代编钟的调音不仅有文献记载、更有制作的个案可循。先秦文献《考工记》就记载着钟磬的调律方法,而清代更有十六枚一套的金钟玉磬传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清代的金钟还是玉磬,其外形大小都是一样的,音高都是靠厚薄来调节。须知,十六枚的音域可有一组多啦!为此,仿制曾侯乙编钟时依据现代的标准音调音,不应该是件很难的事。


本人绝不反对对古代乃至出土乐器进行改造以丰富今日的文化生活,只希望能详细加以说明。试想,完全按照出土原件加以复制,只能是博物馆中的展品,按照现代音乐生活的要求将其改造,以展示其艺术魅力,那比陈列于博物馆中意义要重大得多!明说,别让人们认定古代乐器的音律情况就是如此,那样会把人们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引入歧途。

陈正生,(1937年2月生)音乐理论家,笛箫制作家。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专业委员会顾问。

退休前曾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上海卷》编辑部副主任、责任编辑,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在上海艺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全国各种音乐杂志及台湾地区的刊物上,发表有关律学、音乐声学、音乐史学、乐器工艺研究(主要为箫笛制作研究),以及音乐考古方面的论文百余篇,深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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